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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举的例子很形象很生动，也很有说服力。确实，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创造出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就很难在人民群众中获得认同。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吗？
李景田：不全是。在发展的基础上，还有公平正义，这才叫社会主义。应该说，前些年我们的发展抓得不错。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近年来，在解决不公平的问题上，我们做了不少努力，但实现社会公平的任务还很艰巨。现在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行业、不同领域里都存在这个问题。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问题。解决不公平问题，绝不能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让贡献大的人和懒汉拿一样的收入就不公平。平均主义扼杀活力。差距太大，积累矛盾和仇恨。既不拉大，又不拉平，我们要在中间找个“度”，社会才和谐，才有活力。因此，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记者：这么说来，对发展与公平任何一个方面的忽视，都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您的第四个体会呢？
李景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绝不能偏废。这是第四个体会。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党立国之本，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核心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关键是要改革开放。有的同志提出，改革搞了 30多年了，还要不要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了？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不是不需要改革，而是更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这是因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进入深水区，一些地方科学发展遇到障碍，一些地方出现诸多矛盾，不少都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引发的。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打破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和瓶颈。
还有人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说改革开放是动力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相矛盾。我们说，一点也不矛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变革与其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种变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僵化的体制、机制扼杀人的积极性，只有破除这种体制机制，才能激发人的活力。30多年前农村改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因此，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十八大修改党章，还特别增写了改革开放的内容。在总纲第十三自然段增写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作出的科学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的第一次调研，选在了广东，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记者：十八大报告包括党章修改中对改革开放的强调让人印象深刻，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对改革开放作了明确宣示，这都让人充满期待。您的第五个体会是什么？
李景田：第五个体会是：“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状态。
记者：胡锦涛同志对“两个务必”的强调让人记忆犹新。
李景田：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结尾处，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同志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真的很有针对性。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国家安定、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古人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一个人来讲是这样，对于一朝一国来说，也莫不如此。
这里我再举几个我国历史上由于没有忧患意识，由于骄傲而迅速亡国的例子。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全国的封建帝王，灭六国、平天下、设州县，政绩显赫。他所建立的封建统治方法延续了许多年，他之所以给自己起名叫“始皇帝”，是想把他的帝业传万代的。但他后来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传到他儿子胡亥那辈，秦朝就二世而亡了。隋朝的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行政管理框架，一直到现在还用着。隋炀帝从他父亲隋文帝手中接掌皇位时，全国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他开始也想有所作为，重建西域交通，修驰道，筑长城，开通大运河，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是有积极作用的。他创建的科举制度也延续了近1300年，直到封建社会后期才把它废除了。但是，他役使民力过度，苛政猛于虎，加之他穷奢极欲，纵情声色，造成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最后被迫自缢于江都，隋朝也是二世而亡。清朝之前是明朝，在明清之间还有一个短命的王朝——大顺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了大顺政权。李自成1644年打进北京，但他骄傲自满，特别是身边的将领牛金星、刘宗敏等追求享受，烧杀抢掠，忘记了吴三桂这股势力，特别是忽视了屯兵在山海关外的清兵。当时比较清醒的是李岩，但这时李自成不信任他了。结果李自成在北京待了40多天就被赶了出去。不长时间，大顺朝也就灭亡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此有深刻的描述和评价，发人深思。毛泽东曾指示把这篇文章印成延安整风文件进行学习。有趣的是，在这三个短命的王朝之后，出现了三个盛世：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出现了文景之治；唐朝统治者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出现了贞观之治；清初的统治者吸取了明朝失败特别是大顺朝在北京的教训，出现了康乾盛世。三个短命王朝之后相继出现三个盛世。一个东西反复出现，那它后面一定有规律在起作用。这个规律就是谦虚就兴旺发达，骄傲就招致失败。
记者：历史的规律如此昭然，真是教训深刻、发人深省啊。
李景田：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的滋长。谁骄傲谁失败，这就是规律。谁违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体制也不一样，但不管什么样的时代和体制环境，都要戒骄戒躁。
李景田：是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更要戒骄戒躁。虽然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世界的事情是复杂的、多变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可以预见的和不可能预见的困难、矛盾、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因而，领导伟大事业的领导者们的忧患意识，至关重要。党的十六大以后，在“风景这边独好”的广泛赞誉下，胡锦涛总书记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上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提醒全党戒骄戒躁、保持清醒头脑。在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说：“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这充分显示出党中央十分理智，十分清醒，实在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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