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其实我们的理论勇气和自信正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态度。您的第二个体会是什么?
李景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宗旨和立场。这是第二个体会。《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大家熟悉的名言,“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就在本质上规定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和群众路线。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一切为了群众,这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我们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全党的核心价值。另一个是一切依靠群众,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工作路线。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智慧的源泉。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方针政策制定后,也要通过各种方法,把党的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纵观世界,一些国家的执政党,背离人民的意愿,丧失人民的信任,最终都被人民和历史抛弃。最典型的,就是执政达74年之久的苏共,由于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在一夜之间垮台。我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就在苏共解体前夕,苏联《西伯利亚报》曾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和干部的竟占85%,认为代表劳动群众的只占7%。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不垮台才怪呢!再如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5月大选中失败的教训也很说明问题。印度人民党在1998年上台执政后,大力推进信息化产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6%,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印度人民党在执政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忽视就业、教育、医疗保健等民生问题,不重视维护中下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全国有 3.5亿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特别是农民没有从改革中享受到真正的实惠。而这时的国大党抓住广大中下阶层选民对人民党推行的经济政治政策的不满,高举“面向穷人”和“面向农村”的大旗,猛烈抨击印度人民党经济改革政策失误,造成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别扩大,从而赢得了中下层普通群众的支持。这是一个著名的“泥块”打败“鼠标”的神话。“人民党”失去“人民”,成为一个笑谈,失去政权也就顺理成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执政党仅仅满足于把经济搞上去是不够的,还要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轮替,竞争得你死我活,虽然幕后充满着金钱和利益交易,但台面上谁都不会忘记打维护人民利益的“民心牌”。选上了,是不是把老百姓的利益当回事,那另当别论。美国的总统选举,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可见,人民是决定一个执政党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性力量。
《联共(布)党史》中,斯大林讲了一个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在古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个著名的英雄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和地神的儿子。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他往他母亲的身上一靠,就汲取了新的力量。他最怕别人使他离开地面。敌人发现了他的这个弱点,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靠近他的母亲——大地。最后,把他掐死了。”斯大林说,群众是布尔什维克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布尔什维克就不可战胜。不管理论界、史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如何,斯大林讲的这段话的真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条基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整个报告,无论是提出发展目标,还是部署工作任务,都着眼于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为民造福的理念贯穿其中,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贯穿其中,“人民”成为报告的关键词,“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
记者:苏联的例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其实,当初我们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想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您的第三个体会是什么?
李景田:发展与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这是第三个体会。
大家在学习中已经注意到,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其中第二项基本要求是“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第四项基本要求是“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本质,讲了五句话,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前两句讲的是发展,后三句讲的是公平。
记者:这样看来,对发展与公正的强调,既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又是我党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李景田:是的,始终不渝地抓发展,是我们党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极为重要的成果,也包括对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就应当在先进社会制度保护下,把主要注意力用在发展生产力上。我们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符合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中国国情。可惜八大路线没有得到很好坚持,后来搞了一个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错误路线。“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向了极端。发展不够,使我们同一些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其中最根本的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1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为题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就讲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我记得他在讲到“不受任何干扰”的时候,还有一句话,“我要买两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非常形象地表达了不受干扰的决心和态度。后来,这篇重要讲话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没有把这句话收进去。
上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主政期间,面临的最大最棘手的问题是逃港问题。30年后的今天,还有逃港问题吗?没有了。原因是我们发展了。不仅没有逃港问题了,反过来是香港人到广东来购物、买房或者定居。所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发展。
记者:类似的情况好像当时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
李景田:几年前,我去德国,专门去看了柏林墙,感触很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德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领先的。但走在前列的东德却抵挡不住资本主义西德的诱惑和冲击,从东德逃亡到西德的人络绎不绝,逼迫东德当局不得不筑了一道柏林墙。可到最后,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恨情绪还是推倒了柏林墙,发达的西德吞并了相对落后的东德。这是20多年前的事。它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上不去,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根本就体现不出来。
去年,我带团去古巴考察。古巴共产党很不容易。执政50多年来,带领古巴人民搞社会主义,遇到不少困难。美国一直封锁,苏联解体后又没有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前几年金融危机,出口大大减少,粮食不够吃,不少东西凭票供应,街上跑的大都是苏联、东欧淘汰下来的破车,拉达、伏尔加。即使这样,古巴共产党还在义无反顾地坚持社会主义。我们代表团的同志看了很受感动。但我们又有深深的疑惑,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应有的样子吗?我们共产党带领人民闹革命,夺取政权,就是让人民跟我们过苦日子吗?肯定不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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