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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舉的例子很形象很生動，也很有說服力。確實，社會主義如果不能創造出充分發展的生產力，就很難在人民群眾中獲得認同。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發展就是社會主義嗎？
李景田：不全是。在發展的基礎上，還有公平正義，這才叫社會主義。應該說，前些年我們的發展抓得不錯。但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社會不公平的問題。近年來，在解決不公平的問題上，我們做了不少努力，但實現社會公平的任務還很艱巨。現在群眾最不滿意的事情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和不同行業、不同領域裡都存在這個問題。為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要下決心解決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問題。解決不公平問題，絕不能回到平均主義的老路上去。讓貢獻大的人和懶漢拿一樣的收入就不公平。平均主義扼殺活力。差距太大，積累矛盾和仇恨。既不拉大，又不拉平，我們要在中間找個“度”，社會才和諧，才有活力。因此，十八大報告特別強調，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記者：這麼說來，對發展與公平任何一個方面的忽視，都不能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您的第四個體會呢？
李景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推進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絕不能偏廢。這是第四個體會。
四項基本原則是立黨立國之本，任何時候都動搖不得。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核心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的不竭動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關鍵是要改革開放。有的同志提出，改革搞了 30多年了，還要不要把改革開放作為基本路線的一個基本點了？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今天，不是不需要改革，而是更要不遺余力地推進改革。這是因為，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進入深水區，一些地方科學發展遇到障礙，一些地方出現諸多矛盾，不少都是因為改革不到位引發的。要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必須打破體制機制上的障礙和瓶頸。
還有人提出，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和人民群眾才是社會前進的動力，說改革開放是動力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相矛盾。我們說，一點也不矛盾。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不斷變革與其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這種變革，就是解放生產力。僵化的體制、機制扼殺人的積極性，隻有破除這種體制機制，才能激發人的活力。30多年前農村改革，就充分証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說，隻有改革才能更好地發展生產力，隻有改革才能更好地發揮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推動作用。因此，十八大報告特別強調，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十八大修改黨章，還特別增寫了改革開放的內容。在總綱第十三自然段增寫了“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是歷史作出的科學結論。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后的第一次調研，選在了廣東，充分表明了黨中央大力推進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
記者：十八大報告包括黨章修改中對改革開放的強調讓人印象深刻，新一屆中央領導人也在不同場合對改革開放作了明確宣示，這都讓人充滿期待。您的第五個體會是什麼？
李景田：第五個體會是：“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精神狀態。
記者：胡錦濤同志對“兩個務必”的強調讓人記憶猶新。
李景田：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結尾處，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面對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對新的歷史條件和考驗，全黨同志必須增強憂患意識，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真的很有針對性。
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是國家安定、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條重要經驗。古人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對於一個人來講是這樣，對於一朝一國來說，也莫不如此。
這裡我再舉幾個我國歷史上由於沒有憂患意識，由於驕傲而迅速亡國的例子。秦始皇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了全國的封建帝王，滅六國、平天下、設州縣，政績顯赫。他所建立的封建統治方法延續了許多年，他之所以給自己起名叫“始皇帝”，是想把他的帝業傳萬代的。但他后來好大喜功，橫征暴斂，弄得民怨沸騰，傳到他兒子胡亥那輩，秦朝就二世而亡了。隋朝的隋文帝楊堅也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封建皇帝，他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行政管理框架，一直到現在還用著。隋煬帝從他父親隋文帝手中接掌皇位時，全國的經濟實力是比較強的。他開始也想有所作為，重建西域交通，修馳道，筑長城，開通大運河，對維護國家安全和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是有積極作用的。他創建的科舉制度也延續了近1300年，直到封建社會后期才把它廢除了。但是，他役使民力過度，苛政猛於虎，加之他窮奢極欲，縱情聲色，造成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最后被迫自縊於江都，隋朝也是二世而亡。清朝之前是明朝，在明清之間還有一個短命的王朝——大順朝，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建立了大順政權。李自成1644年打進北京，但他驕傲自滿，特別是身邊的將領牛金星、劉宗敏等追求享受，燒殺搶掠，忘記了吳三桂這股勢力，特別是忽視了屯兵在山海關外的清兵。當時比較清醒的是李岩，但這時李自成不信任他了。結果李自成在北京待了40多天就被趕了出去。不長時間，大順朝也就滅亡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對此有深刻的描述和評價，發人深思。毛澤東曾指示把這篇文章印成延安整風文件進行學習。有趣的是，在這三個短命的王朝之后，出現了三個盛世：漢朝統治者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出現了文景之治﹔唐朝統治者吸取了隋朝滅亡的教訓，出現了貞觀之治﹔清初的統治者吸取了明朝失敗特別是大順朝在北京的教訓，出現了康乾盛世。三個短命王朝之后相繼出現三個盛世。一個東西反復出現，那它后面一定有規律在起作用。這個規律就是謙虛就興旺發達，驕傲就招致失敗。
記者：歷史的規律如此昭然，真是教訓深刻、發人深省啊。
李景田：所以，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才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防止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的滋長。誰驕傲誰失敗，這就是規律。誰違背規律，就要受到懲罰。
記者：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雖然時代不同了，社會體制也不一樣，但不管什麼樣的時代和體制環境，都要戒驕戒躁。
李景田：是這樣，而且我們現在更要戒驕戒躁。雖然我們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我們面前的任務更為艱巨。世界的事情是復雜的、多變的。在前進的道路上，可以預見的和不可能預見的困難、矛盾、危機隨時都可能發生。因而，領導偉大事業的領導者們的憂患意識，至關重要。黨的十六大以后，在“風景這邊獨好”的廣泛贊譽下，胡錦濤總書記帶領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上西柏坡、重溫“兩個務必”，提醒全黨戒驕戒躁、保持清醒頭腦。在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說：“黨領導人民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們自豪而不自滿，決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在新的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這充分顯示出黨中央十分理智，十分清醒，實在是黨之大幸、國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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