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中国道路新境界
“民族自强运动”高潮期
从民族复兴大业角度看，未来十年可谓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民族自强运动”的高潮阶段，同时面对的内外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空前复杂。此时此刻，改革能否“背水一战”实现质量和制度层面的发展道路创新，直接决定着复兴大业是成功登顶还是功败垂成。
新中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向无数先贤志士致敬：……“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今天的中国梦，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的时代表达;是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默默牺牲奉献，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心切愿。中华民族，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
1861年1月11日，清朝恭亲王奕，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洋务运动发端的“民族自强运动”自此肇事。
此后，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中兴名臣”操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梁“百日维新”变法图强，还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中国两千年帝制，都未能改变中国百年落后挨打的局面。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才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倍受列强凌辱掠夺的悲惨命运，实现了人民的自由、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采访中，在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白钢看来，民族自立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随后，在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短短35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一次在规模上走到了世界前列。
然而，胡应南认为，这种规模上的积累，更多来自于“过去那种资源消耗型经济、环境污染型经济、来料加工型经济、房地产拉动经济、重复建设投资型经济等等低水平发展”，不但不能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绿色发展的全新时代要求，而且延续下去已经不是难以为继的问题，而可能是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倒退。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又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分析说，就现今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我们自身存在的发展难题，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的调整、社保制度的建设等等，如不通过系统性改革予以解决，任何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或衰退都有可能引发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广泛领域的震荡，甚至造成35年改革开放成果得而复失。
此时此刻，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仅有6年多时间，距离“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只有26年，我们决不能允许，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在距登顶咫尺之遥而毁于一旦这样的历史大悲剧发生。
1919年，29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刊发《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94年后，接过“民族自强运动”接力棒的中国新的领导集体作出了历史回应。3月17日，习近平在履新国家主席一职的讲话就坦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从社会主义道路角度看，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造成史无前例的全球性贫富分化、经济危机频发以及民族宗教冲突向全球蔓延，使其冷战后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落空，“华盛顿模式”唯我独尊的合法性面临空前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此次改革在吸收市场经济体制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多数人公平、公正和富足的制度创新，是人类摆脱新自由主义思想桎梏重新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实践指引。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无法避免，并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普遍性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扩大、国家不安定、地区差距加大与地区动荡的深层原因。唯有始终追求超越自我、超越自私自利、追求天下为公的中国文化基因，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的有形与无形的 制约。
“我们为什么更多地关心谢顶，而不是疟疾?”3月12日，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全球重大挑战峰会上，微软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比尔·盖茨痛斥“这个占全球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若以人为本，那么疟疾疫苗是最迫切需要的，但它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资金。如果您正在研究男性谢顶或其他东西，你得到的科研经费就会比这高一个数量级，因为它在市场上更具‘发言权’，而疟疾等更加重要的疾病的‘发言权’则很弱。”
过去20多年来，这种资本对高额利润的疯狂追逐，已经进一步演化为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化，直接表现为虚拟经济的无孔不入。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全球化问题专家萨米尔·阿明对此剖析说，在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资本力量主要是处于生产环节的资本，“但是，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被金融化了，实体经济也被吸纳到金融体系之内。”
例如，西门子作为传统的制造企业，其利润的60%来自金融业务，而不是生产制造，可以说西门子也变成了一个银行。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持续累积的唯一选择是把这些剩余用作金融投资。包括能源、食品等人类基本生活用品都已经囊括到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渔猎中。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扩大的原因，它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这位出生于埃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从“占领华尔街”到开罗的“街头起义”，都表现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过程中的不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22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11月22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美国需要民主专政，不需要党派斗争》的文章，耐人寻味地认为，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三权分立”已经发生了变异，“美国需要民主专政，需要不受党派斗争、利益集团控制的技术行政官员，需要进行类‘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
其实，福山只是从“危机管理”的视角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处”。在胡鞍钢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有三大国家组织能力能够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
“由于中国共产党时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方才保证了各机构、各地区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前进。”采访中，胡鞍钢由衷地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广大人民最需要的因素，我们所谈到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的，不只是意识形态的。”
事实上，早在2009年，曾于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断言的福山，就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