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實力也要硬指數：閱讀指數 “指”出了啥

可信嗎

二手資料無法一一核實，數據陷阱如影隨形

對於“閱讀積極性”、“閱讀信息交流度”這樣頗為主觀的問題，怎樣嫁接到數字的序列中？

抽絲剝繭、拆解細分，便是薛蕾這樣的市場研究人員常用的手法。“將一個概念拆分，比如對於閱讀積極性的測量，就可以分解為對閱讀的喜好程度、是否主動閱讀等容易操作、容易判斷的子命題，形成量表。”薛蕾解釋，再通過統計學、數學建模等專業手段，就能夠給這樣的主觀性問題賦上數值。

像這樣由虛到實的轉化，在現有的社會科學研究中，並不新鮮。真正讓薛蕾犯難的還是調查覆蓋面和數據的可信度。

“如果在湖南的調查中，每個城市能夠抽取1000個樣本，那麼誤差的控制將會更加理想。”對於每個城市隻調查了300個樣本的缺憾，薛蕾一直耿耿於懷，“主要還是出於成本的限制，如果要調查1000個樣本，可能要打幾萬個電話，成本太高。”

如果說樣本的廣度是靠“錢”能解決的問題，那麼數據真實性的保証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像圖書館館藏量、文化建設資金投入這樣的數據採集，課題組依托的更多還是統計年鑒或者政府公告上的公開資料，也就是薛蕾所說的“二手資料”，“對於這些二手資料，我們會抽樣進行核實，但全部核實對於我們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這是社會調查的不可抗力，就像原材料出了問題，后期如何加工，也難掩菜肴的變味，“對於二手數據，隻能寄希望於政府相關部門在採集和統計過程中更加嚴謹和規范。”薛蕾坦言。

盡信書，不如無書。同樣的，對待數據，要謹防落入“數據陷阱”。

薛蕾在構建城市閱讀指數指標體系的過程當中，就曾經沿著“陷阱”邊沿擦槍走火。“當時有一個測量閱讀是否主動的指標，被模型賦予了負數的權重，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因為考試、升職等原因被迫閱讀的話，將會給指數帶來‘減分’的效果。”

但是，受邀咨詢的專家卻一致否定了模型的“審判”，認為應以結果導向考量閱讀行為，即不管動機如何，隻要閱讀了都應該是“加分項”。“基於這樣的理由，在最終統計時，我們就舍棄了這一項指標。”薛蕾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定量統計永遠無法完全取代定性的判斷。

薛蕾所描述的工作瑕疵似乎屬於可容忍的范圍內，但是鑽研實証研究多年的清華大學教授金兼斌則指出了眾多指數的一個通病：頭重腳輕，“要反映的概念很大，但是建立的指標體系卻十分簡單、甚至簡陋，無法有效反映大概念。”

缺乏標准，是金兼斌觀察到的指數市場的另一隱疾，“現在的指數、數據都是由研究機構自己發布的，模型也是自己擬建的，沒有統一的標准，也未必嚴格按照科學論証的流程，所以難免會有問題出現。”

有用嗎

數字閱讀並不必然阻礙傳統閱讀，讓地方政府決策有據

對於城市閱讀指數的“甲方”、湖南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毛良才來說，指數的作用不僅在於“數”，更在於“指”。

對於以數字閱讀為代表的淺閱讀，很多人並不以為然、甚至憂心忡忡，顧慮碎片化的數字閱讀會影響整體閱讀、深度閱讀，進而影響文化的傳承。但是，城市閱讀指數卻告訴毛良才，數字閱讀能激發很多人的閱讀欲，連他們的紙質閱讀也都一同加深、延長了。“所以，在今后的三湘閱讀月中，我們會加強手機閱讀等數字閱讀的推廣。”有關負責人坦言。

“我們有專門針對新聞出版局的內部版本。研究完成后，召集了各市州新聞出版局負責人到省裡開會，講解如何看指數、如何用指數，什麼樣的指標低了，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彌補措施。”成為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被薛蕾看作是指數的重要意義所在。

但是，當被問及閱讀指數的推廣前景時，薛蕾卻顯得很謹慎，“量化對於新聞出版行業來說，應用並不廣泛。而且做調研就要有投入，各市州如果沒有響應的意識，就不會在嚴格的財政預算下為實証調查留出一塊。”湖南的舉動，在薛蕾看來，“務實而創新”。

“城市閱讀指數反映了一個社會的閱讀走向，是很有價值的，因為它可以反映當代中國人的所思所想。”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如此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