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必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尊重党员主人翁地位

200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开始试行党代表质询县委工作制度和党员旁听县委常委会制度。

据报道，近年来该县先后召开十余次质询会，235名党代表参加了质询会，675名党员旁听了质询会。对党代表提出的291个质询问题，县委领导在质询会上回答了120个，其余问题在会后都以书面形式进行答复。“武鸣试验”让参与其间的党员对自己的权利和身份有了新的感受。

随着党内民主的清新标本渐次浮出水面，“党员主体地位”这一全新概念开始深入人心。2004年10月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使“党员主体地位”得到制度化确认。2007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把“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与“坚持民主集中制”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而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大命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党的十八大新闻发言人蔡名照强调，我们将按照党的部署，以党章为遵循，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党内的民主建设。

党员主体地位的崛起，使人们对未来和谐的党内民主、党内生活充满期待。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和基层组织中存在的重义务、轻权利，重服从、轻平等的倾向有望得到遏制。

■程序民主的行进

陈红星，深圳市宝安区区委党校副校长。2003年，他当选为区党代表，正赶上宝安区作为广东省三个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之一。陈红星表示，现在，党代表将与同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年年开会，共谋地方发展大计。会后还要听汇报，到乡镇视察。而在广东省的另一个试点——阳东县党代会上，200多名党代表还对县委委员、纪委委员进行“满意”和“不满意”信任度投票。

其实，早在1988年，中组部就指导12个县市区进行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随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作出了决策:“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各地试水党代会常任制的同时，党内民主程序越来越制度化。十年来，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制度，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表明党内民主决策程序得到进一步完善。

事实上，一些地方暴露出来的人事、决策腐败案件，使得“‘一把手’僭越集体决策”、“领导干部一言堂”等现象日益引起制度设计者的思考。如何消解传统决策体制的突出弊端，摆上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1999年，深圳市龙岗区较早吹响了人事决策制度改革的号角，一些乡镇开始试行党内选拔任用干部票决制。2002年11月，湖北省委八届二次全委会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十堰市、恩施自治州等四个市州的市、州长人选。更加出彩的是，2004年11月，江苏省委全委会将表决无锡市委书记人选的投票过程向媒体开放。

同年，中组部颁发《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要求对重要干部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还把全委会票决制扩大到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几经历练，票决制内涵不断丰富，日益显示出民主推手的效能。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党内民主的拓展和提速，不仅有利于执政党自身的成长，也将对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这样的思路，实际上已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该报告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明确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路径——“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

而十八大代表选举过程中，除了推进差额选举外，在代表结构上实现了“两增两减”、“一个提高”，这也为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完成的各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实现代表结构“两升一降一保证”提供了示范。按照党的十八大代表“两增两减”、“一个提高”的要求，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的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少于30%分别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

据统计，在2268名十八大代表中，基层党员占30.5%，比十七大时提高了2.1个百分点;工人党员由十七大时的51名增加到169名。4名大学生村官党代表和26名农民工党代表登上政治舞台。这表明党内民主向纵深挺进。

李源潮曾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员的政治参与热情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党内民主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民主的状况。”党内民主需要更强劲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正如一位基层党组织领导说过:“我们要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党的民主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