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纵横：一个大写的“人”

70年前，川藏、青藏公路正式建成通车。

通车那天，正值毛泽东同志生日的前一天。他欣喜写下祝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两路”上高原，天堑变通途。

当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发出进军西藏的训令，号召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0多万军民组成的筑路大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奋斗，3000多名英烈捐躯高原，历史性地将公路修到了拉萨，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两路”通车，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2014年，习主席就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6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强调“60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要继续弘扬‘两路’精神，养好两路，保障畅通，使川藏、青藏公路始终成为民族团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

今天恰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31周年纪念日。“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伟人当年的号召，音犹在耳。让我们跟随作者笔触，回望热血岁月，感悟历久弥新的“两路”精神。

——编 者

飞机驶向拉萨，云朵显得洁白而又透明。

从空中鸟瞰，两条蜿蜒的公路，犹如两条飘逸的哈达，在广袤的青藏高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一“ノ”——川藏公路，一“乀”——青藏公路。

1954年12月25日，全长4360公里的两条高原公路贯通，世界屋脊没有公路的历史由此改写。那一刻，多少人魂牵梦绕，热泪盈眶。

喜讯传到北京，即将迎来61岁生日的毛泽东同志高兴得彻夜未眠。献给筑路大军和这一历史性瞬间的，是他洒脱豪放的狂草：“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这是10多万军民奋战“生命禁区”筑成的巍巍天路。

这是3000多位英烈用生命热血编织的圣洁“哈达”。

倒下的是生命，树立的是丰碑，带来的是幸福。70年过去，西藏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2.33万公里，“复兴号”列车开上了雪域高原——以川藏、青藏公路为起点，西藏交通跨越千年，把边陲与内地紧紧相连，把西藏360多万各族人民的心联系在一起。

一

冬日的阳光洒满拉萨河谷。远处的琼穆岗嘎雪峰和近处的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披上了金色的披肩。一段碑文静静述说着人类筑路史上一项伟大壮举——

“世界屋脊，地域辽阔，高寒缺氧，雪山阻隔……巍巍高原，两路贯通，北京拉萨，紧密相连。”

入夜，苍茫高原星空闪烁。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在拉萨河畔又一次上演，自然山川成为壮阔背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穿越1300多年的历史时空缓缓走来，汉藏和亲的爱情故事、汉藏和美的动人史诗，感染八方游客……

汉藏民族一家亲，万水千山总关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衷心表达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的意愿。毛泽东、朱德复电：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西藏，古称“吐蕃”“乌斯藏”或“唐古特”，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壮美高原，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这是曾经出使过吐蕃的唐代诗人吕温写下的诗句。拉萨大昭寺门前，矗立着一方“唐蕃会盟碑”，又称“甥舅和盟碑”。长庆三年，唐朝与吐蕃互派大臣在拉萨会盟，进一步发展了唐朝与吐蕃的关系。

珍藏于西藏博物馆的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为元世祖赐给佛教萨迦派宗教国师的玉印。自元代始，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行政管辖。自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应召进京，获得清顺治帝正式册封。1713年，五世班禅也由康熙帝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雍正年间，清廷加强了对西藏的施政管理，设立驻藏大臣常驻拉萨，管理西藏政教事务……

新中国诞生之初，西藏成为祖国大陆最后一块尚未解放的地方。

此时的拉萨，阴云密布。由外国势力唆使的所谓西藏“国际支持代表团”准备分赴英美等国，为“西藏独立”寻求“国际支持”；一批批美式武器经边境线秘密运抵拉萨……一个企图使西藏脱离中国版图的阴谋，正紧锣密鼓谋划于暗室。

党中央时刻关注着西藏。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他在电报中专门提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作为开辟新中国统一历史的人民领袖，他不容许还有百万人民依然在农奴制社会里遭受压迫，更不能容忍这样一片辽阔的国土遭受外部势力的干涉，“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

第二野战军迅速决定，由第十八军执行进军西藏任务。这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部队，干部中有不少是长征途中三过草地的老红军，军长张国华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司号员。刘伯承嘱托第十八军领导：公路不通，我们就站不稳脚跟；解放西藏，修路、运输一定意义上比打仗还重要。

进藏之路，何其艰险？上世纪3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白眉初在他的《西藏始末纪要》一书中，这样描述西藏的交通：“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没有不胆颤而栗的。”

重峦叠嶂，千年冰雪。复杂的地质条件，极端的高寒缺氧，使这方边陲之地在漫长岁月里被人们形容为“只有藏地雄鹰才能飞过的地方”。

公元641年，护送文成公主入藏的人员和牲畜折损过半，从长安到拉萨，行程长达2年3个月；公元1206年，所向披靡的“蒙古旋风”席卷柴达木盆地，却在漠风雪野中迷向失途……

直到新中国成立，整个西藏没有一条能走汽车的路。进出西藏依然是“唐蕃古道人背畜驮，栈道溜索独木舟”。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出发1个月后，才艰难到达当时还属于西康省的甘孜。

路，之于西藏，是生命，是希望。无论是改造一个旧西藏，还是建设一个新西藏，都迫切需要一条路。

中国共产党人要为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画上句号。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在北京签字。西藏历史翻开崭新一页。

“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毛泽东发出进军西藏的训令，号召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朱德发布《进军西藏，巩固国防》命令，勉励官兵：“不怕困难，不怕险阻，管你崇山峻岭，雪山草地，我们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有人民解放军通不过的道路。”

川藏公路，成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倾尽全力建设的重点工程。习惯了手握钢枪的解放军官兵换上了铁锤、铁锹和钢钎、镐头，与参加筑路的汉藏民工一起，踏上征服世界最高高原的漫漫征程。

二

国民党政府也曾尝试过这样的征服。

1940年10月，历经4年6个月、付出死伤约9000民工沉重代价的川康公路雅安至康定段建成。试车仪式上，这段不到200公里的路程，颠簸了整整6天……断断续续通车到1946年，终因遭遇水毁被废弃。

同样的窘迫，还发生在青海。1943年6月，国民政府征集民工2万名，拨款数十亿法币，开始修筑青藏公路。但从西宁大河坝勉强修到玉树黄河沿，便再也修不下去了——虽然这是全线海拔最低、地形最平坦的一段。在旨在维持面子的“竣工”典礼上，打头的彩车却陷进泥沼，最后是动用牦牛队才拖出来的。

共产党人面对的困难和艰险十倍、百倍于当年。

大雨，一场接着一场。甘孜雅砻江畔，每到黄昏时分，第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总会爬上房顶，远望云雾深处忽隐忽现的雪峰。前一年春天派出的几支踏勘队还没有回来，尤其是工程师余炯带领的第一踏勘队，已经与后方失去联系将近4个月。

西藏高原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陈明义的心仿佛提到了嗓子眼上：他们该回来了吧，除非……

终于，当又一个黄昏来临，一支破衣烂衫的队伍出现在陈明义视线中——这正是余炯和他的小分队。望着一个个长发披肩、面黄肌瘦的官兵，陈明义的眼泪不由自主就流下来了。

1年零4个月，余炯带领的踏勘队来回行程6700公里，往返翻越60座大雪山。余炯晚年回忆：“在冰雪世界里踏勘公路，我们都得了雪盲症，双眼疼痛难忍！我们看见山里的藏族同胞把长头发披在眼前走路，我们就把手帕扎些小眼，吊在眼前，减少雪光的刺激。这种土办法使我们减少了雪盲症的威胁，在这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上，完成了踏勘任务。”

陈明义将军生前曾两次接受我的采访。谈及那段难忘的岁月，老人流露出异样的沉重：“那可是天天都在拼死啊！知道二郎山么？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跟后面的日子比，二郎山根本算不了什么。几乎每天都有伤亡。川藏线真是用生命托起来的……”

万水千山。横亘在筑路将士面前的，是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陡峭大山和大渡河、金沙江等奔腾咆哮的大河。除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外，其余山脉海拔高度均在4000米以上。

“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长年冰封雪裹。进入10月，山上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冬季施工，钢钎就像“冰棒”，握久了一松开，会粘掉手上一层皮；不少战士一番抡锤下来，连冻带震，虎口开裂，脚下的血滴变成殷红的冰凌……

爆破，成了加快筑路的有效方式。

张福林，爆破班班长。这位曾经在解放战争中2次荣立战功的英雄爆破手，创下了40公斤炸药炸掉470方土石的全国纪录。

1951年12月10日中午，施工官兵进入短暂午休，放不下心的张福林又一次攀上山崖检查炮眼和装药情况。突然，一块大石头滚落下来，来不及躲闪的张福林被砸断右臂和腿，腹部也被砸了一个洞，当场昏迷过去。

如雷轰顶。战友们赶紧把他抬下山。醒来的张福林发现卫生员流着泪为他打针，他吃力地摇摇头，“我不行了，节省这一针药吧……”说着，他艰难地用左手拍拍口袋：“党费……”

仅有的4元5角钱，成了张福林最后的党费。从他的遗物中，战友们找到了5包菜籽和一本日记。日记中写道：“我要把幸福的种子撒在青藏高原，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座雀儿山，留下300多个不朽英灵。‌雀儿山垭口处，高大的张福林烈士塑像仿佛路标，巍然耸立……

千里川藏线，一路烈士碑。在这方凶险的高地，大自然对人类提出了严酷的挑战：数不尽的塌方、山洪、雪崩以及冰川大滑坡，拖住了靠双手和简单工具施工的筑路大军。整班甚至整排的战士，在山崩地裂的瞬间随着滑动的山体一起坠入深渊；历尽艰辛筑起的桥梁和路基，顷刻就被铺天盖地的泥石流覆盖，以至于不得不一次次被迫改线。

帕龙天险，“死亡之谷”。上面是世界第二大泥石流群，两边是垂直的悬崖，中间是漩涡套漩涡的湍急江河。川藏公路从半山腰的绝壁间穿越而过。

过往的军车行至此地，都会自动减速，久久鸣笛致哀。

鸣笛声，把人们带进当年的施工现场：一个排的官兵爬上悬崖，系上保险绳再滑下来，像打秋千一样抡锤作业，一干就是一整天，连吃饭都悬在空中……眼看这段300米长的“老虎嘴”就要凿成，一块巨石随滚滚洪流冲将而来，把整个路基垂直削去……

9名战士被激流卷走；17名幸存者吊在半空，向着滚滚江水，向着战友消逝的远方，发出阵阵血泪迸溅的怒吼……直到今天，这吼声仿佛仍在峡谷间回荡。

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就在川藏公路向着拉萨一米一米艰难掘进的时候，时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的慕生忠匆匆赶赴北京，找到了刚刚从朝鲜战场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请求早日修筑青藏公路。两次带队前往西藏运送物资，从全国征用的4万多峰骆驼倒下了6000多峰，那惨烈的一幕幕让慕生忠意识到：靠骆驼驮不出西藏的繁荣，也驮不出巩固的边防。

这是一次坚定无畏的出征。

1954年5月11日，44岁的慕生忠抡起十字镐，在苍凉的戈壁滩上开挖“第一镐”——青藏公路开工仪式就这样开始了。镐头把上，刻着5个字：慕生忠之墓。多少年过去，当年的筑路队员还记得慕生忠斩钉截铁般的话语：“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

从格尔木到拉萨，开路大军面对的是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等8座高山雪峰，550公里永冻地带和绵延不绝的戈壁、沼泽。全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大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这意味着即使躺着不动，体力消耗也相当于在内地负重20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慕生忠和他率领的筑路队依靠几乎最为原始的工具，挖开青藏高原皱褶密布的千年冻土，仅仅用7个月零4天的时间，就修通了1283公里长的世界海拔最高公路。

1992年，我在兰州采访慕生忠的时候，将军已经行动不便，但依然充满豪情。他拿出当时在筑路工地上写下的一首叫做《夜宿陶儿久》的诗大声朗读：“头枕昆仑肩，脚踏怒江头。零下三十度，夜宿陶儿久。上盖冰雪被，下铺冻土层。熊罴是邻居，仰面看星斗。”

藏北重镇那曲的老人们还记得一个吉祥的日子：1954年11月25日。青藏公路修到那曲的当天，从清晨到午后，太阳、月亮、星星竟然同时缀满天空。第一次见到汽车的藏族同胞幸福地战栗着，将哈达披满了车头……

1个月后，两支筚路蓝缕的筑路大军在拉萨河边会合，一个巨大的“人”字出现了。那一天，古城拉萨一片狂欢。人们纵情欢呼，放声歌唱，庆祝这一奇迹的诞生——挖填土石3000多万立方，造桥400余座……四海闻名，五洲赞叹。

三

“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穿行在如梦如诗的西藏城乡，这首熟悉的歌曲不时随风飘来。

1953年至2023年，国家为西藏公路交通建设累计投资3250.96亿元。

万里边关一日还。曾经，西藏是遥远的边陲之地。如今，川藏、青藏、新藏、滇藏4条“国之大道”通往拉萨，青藏铁路巨龙盘绕，“复兴号”驰骋高原，“空中金桥”通往四方，中外宾客纷至沓来，壮丽的高原景色醉倒游人……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川藏、青藏公路，是彩虹、是金桥，是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起点，是托起光明的哈达。人民军队和各族人民在筑路、护路、养路过程中所形成的“两路”精神，走入了百年大党的“精神谱系”，成为永远耸立的精神高原。这就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