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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苏区岁月

2024年12月24日08:37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原标题:邓小平的苏区岁月

  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历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临时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兼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委,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等职。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和战斗实践,是他光辉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了他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

  重调研、攻难关

  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敢于破局,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推进工作的根本方法,他甘冒风险钻“矛盾窝”、接“烫山芋”。

  1931年8月,邓小平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面对“左”倾错误路线的错误指导,以及“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局面,邓小平与谢唯俊、余泽鸿等同志一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邓小平又组织人员分头继续调查,听取干部群众意见,了解受害者的工作、家庭和社会关系等情况。数天之后,各种情况汇集在一起,基本情况掌握了,重要的事实弄清楚了,邓小平果断下令,拘捕了李添富等推行肃反扩大化的人,并予以公开惩办,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300多名干部群众。

  同年9月,邓小平在瑞金绵江中学(今瑞金四中)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讨论通过了优抚工作、组织消费合作社等决议案。

  其间,在了解到干部缺乏等问题后,邓小平在瑞金县城举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学员有60多人,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瑞金的革命骨干。

  在稳定政治局势、培养干部的同时,邓小平非常注重机关作风的转变。1931年9月,新的县苏成立不久,瑞金县苏主席黄正就利用职权,非法向工人摊派生活津贴费,搜刮工人血汗。工人群众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召集会议决定严肃处理。有的同志说黄正以前做过不少革命工作,请求给予从宽处理。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原则问题,来不得感情用事,如让这种人继续待在苏维埃政府里,只能败坏党和政府的名声。”会议决定撤销黄正县苏主席职务,向全体工人作检查,退赔全部款项。

  经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治,瑞金的社会风气大为好转。1932年3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瑞金县工作进行过一次检查,并形成了《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对瑞金工作作了高度评价。

  讲实话、勇斗争

  1932年5月,江西省委调邓小平到会昌县任临时县委书记,后来又任命他为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没想到这是他在赣南“第一落”的开端。

  1932年底,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苏区南部的寻邬县(今寻乌)。留在会、寻、安苏区的只有三分区游击大队100余人和各县地方游击队、赤卫队。这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装备很差,战斗力弱,只能对付地主豪绅武装和国民党粤军小股骚扰,根本无力抵挡国民党粤军的大举进犯。国民党粤军分三路向会寻、安苏区发动大举进攻。向寻邬进攻的一路敌人,占领了包括县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邬县。面对国民党粤军的大举进攻,邓小平领导苏区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

  同时,他在筠门岭主持召开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根据寻邬失守的情况,研究和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要求进一步扩大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安全,但“左”倾领导者却认为邓小平犯了“纯粹防御路线”错误。

  寻邬事件后,邓小平仍旗帜鲜明地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硬拼消耗的军事冒险主义,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有人诬蔑毛泽东理论路线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他针锋相对:“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小平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一直坚持,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办实事、解民忧

  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生活。他住过祠堂、庙宇,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他喜欢和群众在一起,哪里有问题就搬到哪里去办公。吃饭时和群众围在一起吃,常吃的是稀粥加青菜。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能因为我是县委书记就搞特殊啊!”

  邓小平针对瑞金有些地方还存在假分田、地主豪绅没有受到打击的现象,持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纠正了土地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很重视拥军优属工作,每逢周末就带领机关干部到乡村实行“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插秧、收割等。邓小平还经常带领干部走访红军家属,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一次,邓小平下乡时得知筠门岭小吉村的刘泮林烈士亲属的几亩田因无劳动力,无法及时耕种,心急如焚。第二天,邓小平就派耕田队帮烈属刘嫂犁田耙田,随后,邓小平又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帮刘嫂家莳田,刘嫂和刘父都非常感动。事后,邓小平专门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强调“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尤其要认真做好优抚工作”。会后,各区乡修订了优抚措施,组织了帮耕队和代耕队。逢年过节区乡政府还组织人员登门访问,使参军光荣、拥军优属蔚然成风,大力促进了扩红运动的深入开展。

  邓小平特别注重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无论是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还是购买革命战争公债,进行经济建设,他都要求党团员冲锋在前,以模范行动带动各县群众。会昌县1932年在7、8、9三个月参加红军的人数中,党团员占46%。这个县麻州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共产党员刘定记,自己带头报名,一次动员和带领10人参加红军。

  重实干、求实效

  1932年7月,邓小平担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他十分重视经济工作,把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作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一环紧抓不放。

  邓小平要求凡是查出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都要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与苏区各地一样,会、寻、安三县青壮年男子大部分上了前线,留在后方的很少。劳力不足,成了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一大障碍。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农业劳动,学会各种农活。邓小平还指导苏维埃政府组织犁牛站、犁牛合作社,帮助农民调剂耕牛余缺,组织农民兴修水利,积造肥料,串换种子。1933年春节刚过,政府又组织农民提早春耕,开垦荒田,三县的农业生产都获得丰收。

  1933年夏,几经打击和挫折的邓小平,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帮助下,从宁都的乡下调至红军总政治部,负责编印《红星》报。当时邓小平既是主编,又是编辑、记者,每期报纸有几十篇文章,从征稿采访、写稿改稿、版面设计、编辑校对,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包干。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当帮手,协助印刷、发行等事务。邓小平为编好《红星》报,殚精竭智,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编的《红星》报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红星》报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

  (摘编自《百年潮》2024年第11期 苏春生 钟燕林 廖九平/文)

(责编:刘圆圆、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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