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全面加强西南党的组织建设

　　重庆解放后，邓小平一入城就从克服享乐思想、整顿作风入手，着力发展和巩固西南党的组织工作，以“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来完成“我们不能因胜而骄，而应谨守着毛泽东的教导，保持我党的光荣传统，紧密地联系群众，引导群众走向更大的胜利”的历史使命。

　　坚持实行公开建党的方针，严肃党的组织和生活

　　1950年9月，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整顿西南党的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反对关门主义倾向和“拉夫式的办法”，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针对一边是“人少事多”“干部少而弱”，一边是忽略城市的建党工作，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的现实情况，邓小平指出，“建党的步骤是先慢后快，慎重地个别吸收，既要反对关门倾向，又要反对‘拉夫主义’。一开始就要把根子扎正，就要严肃党的组织和生活”“除厂矿外，在学校、机关及其他系统中，也应作个别吸收，条件则应更严格些”，并提出“明年工厂应有百分之十的工人入党”等具体要求。据统计，重庆市至1950年底时所发展的1635名新党员中，大多数是产业工人；1952年吸收新党员7000多名，新建党支部254个。大量新鲜血液的补充，充实和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整顿西南地下党组织，保持党的纯洁性。针对西南地下党组织5.6万名党员大部分是在1948年至1949年突击入党，受到党的教育少、残酷锻炼和考验少，入党时审查不严，手续简单混乱等现象，西南局组织部发出《关于加强党的教育、整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等文件，通过组织集中学习、开办党员训练班，把党员选送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和党校学习，放到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中去接受锤炼，在火热的斗争一线甄别真伪，进一步纯洁了党组织。

　　坚持“破”字当头、立破并举，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邓小平始终坚持“破”字当头、立破并举，高度重视从思想教育入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把宣传工作提高到应有高度。

　　防微杜渐，注重做好入城前后的思想教育。邓小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敲响了“现在党内蜕化思想是存在的，已有端倪”的警钟，提出“少掉队就是胜利”的目标。为了做好进军西南的思想准备工作，邓小平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叫苦和功臣骄傲思想。在进城初的3个月时间里，他在多个场合告诫“部队现在正发展着享乐思想”这个“何等危险而最可怕的现象”，要求“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使之实现其职务”；组成整编委员会，对机关用房、用车进行规范，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

　　提出“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带头用“笔杆子”来推动工作。作为具有丰富宣传工作经验的邓小平，既重“武化”，更重“文化”。邓小平在解放秀山时就强调，宣传队人员必须紧紧掌握在手里，以便及时进行战地工作。他召开西南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强调“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指导创办《新华日报》，为新华书店、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重庆日报》题词，把广播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武器之一”，把出版发行作为“政治文化食粮”，生动诠释了“实行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据统计，从1949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至1952年7月1日庆祝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近3年时间里，发表有邓小平名字的新闻、图片、报告、文章、讲话、题词等共80多篇次。

　　坚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

　　西南解放之初，邓小平就带头抓好中央各项制度在西南的落地落实工作，以制度建设的刚性要求推动西南党建各项工作。

　　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策略和法令。1949年2月，毛泽东电示第二野战军，要求把军队变为工作队，并就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提出“十一个善于”的工作要求。邓小平及时教育干部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在统一战线、民族问题特别是恢复财经秩序、征粮剿匪、城市工作、土改、“三反”“五反”等重大问题上，对那些不顾政策蛮干、把政策与任务对立起来的干部，进行严厉批评。他指出“要向同志们灌输政策思想，人人要做执行政策法令的模范”“政府通过的法令，党员一定要好好学习，切实执行，不然就一定要出乱子”。

　　执行及时和完备的报告制度。1948年8月，毛泽东向全党严肃警告，要求“严格执行及时的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邓小平重申坚决执行“两月的汇报制度”,他多次向党中央汇报西南局的情况，并得到毛泽东多次充分肯定。在1950年1月2日关于西南工作情况报告中，邓小平开篇点出“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二十几天了，还未向中央做一次综合性报告”。1952年6月进京前夕，他还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九次会议情况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报告。邓小平撰写的工作报告，既有分析又有结论，既报喜也报忧，既有问题也有建议，毛泽东称“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

　　坚决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邓小平提出要让各阶层人士发表意见，不要只是共产党人“说了算”。在严格执行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上，邓小平要求坚决做到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带头做到不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高度关注文件太多、报告太多太长和保护机密等问题。针对多个部门遇事扯皮的情况，邓小平要求“重大一点的问题必须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员，以专责守”。美籍华人学者戴维·张概括邓小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认真考虑并采纳来自人民的意见”，“养成了决策制度化的习惯”。历史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还是能启迪今天的钥匙。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3年，既是“下决心把西南建设好”的3年，也是“关键是把党组织整理好”的3年。

　　  （摘编自《党建头条》2024年第8期 周廷勇/文）